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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者：张从忠

　　明朝李诩在《戒庵老人漫笔》一书中，写过一个京官与地方官斗气抖威的故事，话说一京官碰到一地方官，他趾高气扬地说：“我爱京官有牙牌”，牙牌指的是挂在腰间的一块牌子，大体上跟今天参加联合国会议和欧美峰会的那些人士，别在胸间的出席证类似。在古代，这牙牌只有京官才有，他们带着这牙牌一路走向金銮殿，多神气？眼看京官比赢了地方官。

　　只见地方官嘿嘿一笑，随手递给京官一根“正宗哈瓦那雪茄”，说：“我爱外任有排衙。”这排衙是什么？就是“衙役叫头，皂吏吆喝。”排衙据说很有文化，“一曰鸟合，二曰蝇聚，三曰鹊噪，四曰鹄立，五曰鹤惊……十八曰蚁梦。”喊一声开会，县丞、主簿、训导、教谕、典史、巡检、驿丞、税监……众人如鸟般飞来齐集，那场面让县令们过足官瘾。京官腰别牙牌，是去跪金銮殿上皇帝的；地方官面前排衙，是人家来跪他的，谁更有意思呢？另外，清朝地方官有审批权，你要开矿办厂，你要经商建房，都要经地方官签字盖章；而且地方官还是集审判权和执法权于一身，仅凭手上的审案权就可以让你生或让你死，人命关天，狗命也关天，碰到要命事，搁谁谁在乎，若有案子摊上了身，谁不倾家荡产以求法律呢？所谓法律，说白了就是法官说了算。于是，就有了油水，就不差钱了。

　　从表面上看京官被地方官比到了下风。其实，京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，他总在领导的身边。大官除了讲政治，也要关心身边人的成长，每隔二三年大官就会跟身边人说：你跟我这么久了，你下去锻炼锻炼吧。于是，京官空降到省，省官外放到府，府吏县吏将身边人下放到乡镇。这样一来，京官便又成了地方官，他们也就“不差钱”了，也不缺排场了。

　　德鲁克说：世界上的任何组织都是为了某种特殊社会职能而存在的，比如医院是为了救死扶伤，医治病患而存在的；大学是为了教书育人，培养接班人而存在的，而企业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取得经济成就，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而存在的。所以企业的创办者“排座次、分金银、论荣辱”和“要求更大权力”并没有什么过错，只是他们并不知道，权力一定要跟责任挂钩，谁有权力，谁就要承担相对责任；谁的权力越大，谁就要承担越大的责任。

　　2012年5月1日南京